看病难读书难到底难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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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九周的事情
2月26日-3月4日

  2月26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城市社区卫生工作会议,吴仪指出,中央决定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作为推进城市卫生综合改革和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性工作,摆到重要位置,集中精力,积极推进。这是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思路的一个重大转变。胡锦涛、温家宝近日也指示要通过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切实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按理说,现代医学发达了,看病难的问题比以前大有好转,许多过去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现在已经可以得到根本治疗。看病难的主要问题是,一是看病贵,现在不光是穷人看不起病,就是富人也同样怕看病。有人说,个体私营企业的老板的年收入只有超过公务员收入的7倍以上,才算是同样水平,为什么?有人算过,老板们把收入积累投入到养老、医疗上,只有这样的收入水平才能维持到跟政府大部份医疗费用包下来的水平,可想而知,看病贵问题的严重性,已经难倒了多数国人。二是看不到好的医生。优质医疗资源都跟着市场跑到大城市中的大医院去了,小医院因为没有业务,只能小病大看,花的钱跟大医院也差不多,更加促成病人往大医院路,如此下去,大医院忙不过来,小医院门可罗雀。许多投资也浪费了。10年前下乡调查农村卫生所,听以的一句话是:“乡村医生会做的,不需要你卫生所来做;卫生所能做的,乡村医生也会做。”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卫生所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特别是偏远乡村的卫生所,有时甚至一天接待不了几个病人,收入不了一个医生的工资,终于,他们在世纪末遭遇了一次大崩盘。好在2003年的非典,意外地挽救了乡镇卫生院的命运,这些医院目前还在苟延残喘。现在同样的命运,差不多快落到县有医院头上了,如奉化,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医生,已经或正在被大城市吸纳,奉化最大的人民医院,绝大多数的市民的感觉是,他们的技术水准已经明显走下坡路了。好在奉化有一个民营医院,没有使大批优质人才外流。否则,这个过程早就出现了。现在中央提出发展社区服务,据说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在奉化的情况看,有一些社区医疗机构是外包给私人经营的,过去村里也有医疗站,如果挂了块牌子就成了社区医疗机构,那么对绝大多数的私人医疗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有许多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疗机构,他们技术也比较好,比较受欢迎,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限制,就是不能纳入到公费医疗报销的范围,随着目前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员越来越多,这部分医疗机构的地位越不越不利。发展社区医疗服务,其实只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纳入正规管理就可以了。当然这些机构的准入、管理的方式、内容等,需要进行好好的试点和调研。如此再把社区医疗机构办成卫生系统自己的医院,那就彻底失败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城市的看病问题缓解了,农村怎么办?新型合作医疗只解决了医疗费用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以低廉的价格和就近的方便的服务问题。在一个问题得到重视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同样不能忽视。

  27日 教育部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介绍近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有关情况,重申了“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观点。这是近期在教育乱收费通报之后,教育部首次对教育基本形势的估计的一个正式表态。教育部对形势的估计基于两个数字,一是九年义务教育段的入学率达到了95,二是21%的人可以享受大学教育。而改革开放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50%和5%。其实,从纵向看,中国教育的发展速度的确是惊人的,从我们东部沿海城市看,目前高中的入学率也已经达到了50%以上,想我们二十五年前上中学时,高中的比例大概不到20%,再往前推,文革期间上高中可能还不到5%,而且要看家庭出身,看父母背景,一般农村能上高中的不是大队干部的子弟就是党员的儿子,即使真正的贫农子弟,能够上高中的,大概也只有百分之一二。那时候成绩好是根本没有用的。所以说,邓小平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最重要的影响是及时地恢复了高考制度,让一部分人能够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入高中,再考入大学深造,从而彻底地改写了人生。从90年代初起,教育的发展被注入了产业化的思路,不可否认的是,教育的产业化,极大地推进了教育的普及,高校开始大规模在出现,虽然大学的入学率只有21%,但是高生考入高校的比例大概已经可以达到490-50%,纯普通高中的大学入学率一般在60-80%,重点高中可能在95%以上,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对于现在的父母来说,孩子上大学,只要稍微能够用功一点,已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难的是要上好一点的大学和专业。这不有不说是产业化指针下教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当前出现的问题是,当产业化把学校推向挣钱前沿的时候,学校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是以产业化的思路发展民办学校以补充公共财政的不足,当这块肥肉把民办学校喂养得体胖耳大的时候,公办学校再也沉不住气了,政府也沉不住气了,他们也开始利用公共教育资源,开始进行体外循环,这就是现在所称的校中校,即本来应该是公共财政支付的教育,通过民办形式转变为高收费学校,本来学生可以平价享受的公共教育资源,现在得付出高价才能享受得到。这就造成了教育的极大不公平。本来你沉重家长有钱,可以去贵族化的民办学校享受高水准的教育,现在他们把优质资源划出一块,等于让付不起高价的学生,只能享受较为次等的教育资源。而这里的标准不再是成绩,而是钱。作为政府,在民办学校高收入可以吸收一部分公办老师造成公共教育资源流失的情况下,可能会觉得与其让民办学校挣钱,不如政府自己来挣更合算,这个想法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把贫穷学生期望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境况的路也给缩小了,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因此,改革开放二十年教育的总体形势是好的这一点不能抹煞,但是当存在的种种问题也绝对不能避而不谈。当教育不公对下一代造成心理阴影的时候,下一代的人格健康就不能得到保证,中国的前途就可能存在极大的风险,这就是当前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之所在。

  28日 公历2月的最后一天,2006年过去了六分之一。
  据台媒报道,陈水扁今天上午批示:“同意:‘国家统一委员会’终止运作,不再编列预算,原负责业务人员归建;‘国家统一纲领’终止适用,并依程序送交‘行政院’查照。”此举标志着近期台湾关于废统一事暂告一段落。对于此事,中国政府当然强烈,一直希望台海局势保持稳定的美国,这次也在派出特使遭到台湾拒绝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表示,“美国注意到陈水扁重申对维持现状的承诺,美方非常关注这种承诺,并且会非常仔细地跟踪事态的发展。”关于台湾问题,其中复杂的局面不是我等可以妄加评论。但从注意此事的发展看,可以看出陈水扁这人的高明所在,首先,大陆对过去李登辉的国统纲领和国统会运作并未承认,现在他要终止了,朝着台独方向再进一步,你大陆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其次,他说对去看的承诺并没有改变,美国在特使遭到拒绝的情况下,也不敢对陈水扁再有进一步的强硬措施。可以说陈水扁是对台独主张的再一次试水,看你各方还有什么更加严厉的办法没有,他也知道大陆方面也除了口头上表示愤慨外,并不会采取极端行动,所以颇有“我就这么着,你能怎么样的?”的无赖姿态,从形势的发展看,我觉得大陆也确实拿不出更有效的办法来阻止他朝台独方向前进。对于台湾问题,国人从感情上,从自身利益上都不愿他离祖国愈行愈远。因此,对付台独,中国政府领导人只有以更加超人的智慧和耐心来应对,才能有可能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加快大地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主建设进程,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个问题的唯一出路。

  3月1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在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由征地等问题引发的地方治安事件近年来在中国国内时有发生。他说:“尽管群体性事件只是偶尔在少量的农村发生,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正在进行综合治理。”群体性事件其实如今差不多在每个地方都有发生,当然有的还在基本遵守法律的条件下进行一些上访活动,也有的阻挠施工情况,个别地区发生了冲击机关的事件。群体性事件也不单是由征地问题引起,农村基层干部的作风粗暴、腐败、农村财务的混乱,也是引起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的导火线。现在有个通行的说法是,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国民收入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时候,既是黄金的发展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这一说法当然有他的一定的道理,但也成为好多地方领导人对自己地区发生混乱局面的一个托辞。其实,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应该说绝大部分是由于国内的经济制度不健全,官员严重脱离群众和腐败,借权力为个人和小团体谋私利引起的。如果不从根子上进行变革,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进行强硬的压制,许多问题是难以得到根本解决的。这个问题,必须由政府痛下决心,从上到下进行脱胎换骨式的高压改革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3月2日 华商报记者昨日下午3时15分,“在西安市儿童医院急诊科医生办公室并紧紧关上门后,守候多时的记者立刻冲进去,将刚刚收下红包的”张医生”堵在屋内,在还没来得及离去的女医药代表的提包内,发现整整51个装有写着姓名的红包。 ”下面这张照片的说明写道:“一名医生刚接过一个医药代表送的回扣,就被当场抓住.本报记者鲁敬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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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收受红包,这事已经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事的报道,也绝对会再次遭受这国人民极大的愤慨。但是透过这一报道,却令人产生诸多担忧:一是医生收受红包之事既然已经成了医疗系统的顽疾,却总不见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下重拳加以治理?庙堂之下人皆知之,难道你管理部门还有熟视无睹、高枕无忧?二是记者的权力到底有没有边?按照通常的理解,记者可以采访除了国家秘密的任何事情,包括采用特殊手段进行暗访,但是这样采取破门而入的手法进去“抓”,是不是合法?随着国家对新闻监督的重视和社会对新闻监督的欢迎,记者的权力也在无限膨胀,本来作为记者,应该做的事情是,忠实地记录新闻发生的过程,好的报道要尽量避免带入个人的感情色彩和成见。可是如今的记者,却多装得跟法官似的,法律还没定罪,他先定了罪;法律还没宣判,他先进行了宣判,这样做,对建设法治社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医生收受红包违法,你记者这样冲进去“抓”,同样也是违法的。以违法手段对待违法手段,是江湖社会的遗毒。虽然这次医生收受红包的事情,因为医生违法,再加全国人民的痛恨而“共诛之”,而批评记者行为的声音会非常的微弱,但是记者这种做法,同样应当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并加以严格限制,否则,我们的社会又会造就另一个享有特权、超越于法律的特殊群体,这又会是社会不公的一个新的矛盾,损害和谐社会的建设。

  3月3日 锦溪摄影俱乐部今晚第一次开放日活动,坐了三个小时,聊天。
  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开幕,后天,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也将召开。全国两会历来是中国人政治生活比较被关注的事情,这是因为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会说话的人多起来,老百姓可以从中听到一些自己想说而没有人会来听的话。今年会没开,各方面的意见经网络媒体上出现,这是中国政治的不小进步。不过也有个感觉,就是中国人历来喜欢空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好象也不能免俗,有时候听他们在会上谈,也是讲大道理的居多,对解决实际问题并不起到什么作用。大概是一年之中也就这么个时间,在媒体中混个脸熟算了,讲得太多太尖锐,下次就没有人要你当了。这样看来,中国政治要能完全走上民主的协作关系,至少还得花上数十上百年的时间。

  4日 卫生部长高强在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严禁医生收入与医疗服务收费挂钩。发现违规的医院和医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现在有个怪现象,政府越是说要严禁的东西,实际上总是客观存在而且极为普遍。如医生收药品回扣,教育乱收费,官员腐败等。而且越是说要恶查,实际上操作总是不到位。今年“两会”,好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在高调炮轰国家垄断行业的收入不公问题,事实上这问题已经提了好多年了,情况却愈演愈烈。现在是中央说一套,地方和部门做一套,阳奉阴违、大象屁股推不动的现象太普遍了,以至于老百姓对事央政府的耐心也在失去。有的问题,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但是却总有各种各样的借口说不能做,如燃油税的问题,要征了要征了说了有十来年,黑头发也等成了白头发,却一直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借口之一是说不好计算,说是油品不但是汽车用,工业、船泊也要用的,这部分怎么计?我不知道已经实行燃油税了的国家是不是也有工业用和船舶用的情况,傻想想应该是有的,人家能算出来,我们怎么就不能算出了?其实说到底,就是某些部门的一些利益靠这个来维持,如果养路费改了燃油税,这部分人到哪里去?财政能够保障吗?所以说,就是因为部门之间摆不平,所以这事却一直拖着不办。什么时候国家与地方的事权真的划清了,什么时候法律能够真正贯彻到底了,什么时候部门的权力得到限制了,我想好多事情就真的能够解决了。不过最关键是,政府官员的任免不是由上面说了算了,那好多事情才能真正按老百姓的意愿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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