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到底能有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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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星期,媒体的一个报道引得国人高度关注。媒体通称此事为“山西省一些黑砖窑非法用工的严重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一是这些用工人员中,好多是从车站、码头上被拐骗的,他们被强迫进行超长时间、超强度的劳动,而且做了工,还拿不到应得的工资;二是这些用工中竟然有许多是未年人,在电视中我们看到,最小的居然只有十三四岁!三是包工头与黑砖窑主串通,用暴力手段看管工人,有人甚至被打残打死。

  这样“严重的问题”,已经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咋舌不已;而这样的黑幕,是在百余名家长联手寻子,并在网络的热炒和媒体的参与下才被揭开,却又不由得不让人对这一切感到愤怒、震惊甚至无望!

  记得十五六年前,我们单位负责信息的同志,向上级报了一个有关童工使用情况的信息,结果被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批示,搞得本地工作非常被动。这事给我们的教训是,童工问题是高压线,碰不得。事实上,当年学校学制短,职业学校办得又少,学生七岁上学,小学五年,初中三年,不上高中了,学生从校门出来的时候才十五、六岁。这些人没有事干,家长最希望把他们送到乡镇企业工作。当年的所谓童工,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未年人。政府不希望家长们这么干,可家乡们却巴不得政府能够放宽限制,为家里挣几个钱,免得孩子们无所事事,在社会上游荡学坏。现在企业招工,肯定要查身份证,如果年龄不合格,绝对不敢收。据说对满十六周岁、但还不到十八周岁的用工,企业要到劳动部门备案,否则一旦被查到了,企业吃不了兜着走。企业觉得不合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这个年龄段的,企业一般也不要。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都以为现在不应该再会有这种有组织的使用童工问题了。可是,山西的这些黑砖窑的老板们,为了能够挣到钱,竟然采用了当年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才用的手段来榨取别人的血汗,这心真是黑透了。当年日本鬼子打到咱国家,也无非是为了要让中国人服服贴贴地替他们卖命啊,早知道这样,我们还打鬼子干什么?这些人跟日本鬼子、强盗土匪有什么区别?

  心能够黑到如此程度,背后有一整套黑心的文化、黑心的制度和黑心的政府支撑着。在媒体的大量后续报道中,我们知道,“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记者:最大阻力是当地部门”(中国青年报),“当地公安局承认基层派出所与黑砖窑有牵连” (新闻晨报),“山西相关监管部门对黑砖窑只罚不管”(东方早报),“地方有关部门事先知情”(人民网),“砖窑窑主家属握有官员渎职证据” (重庆晨报)等等。“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这是我们在电视报道中听到当地警察对记者说的话。是啊,不是你们的事情不要管,不是你的人不要管,在这片土地上,政府都不管了,你们管啥呢?

  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屡屡出现这类比中世纪的欧州还要黑暗的事情?想起了前不久一个老师上课时讲过的一番话。他说,当代中国是一个价值观、是非观颠倒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人们的要求很高,特别是对政府机关人员、对党员,要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可是在检验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却连最低的道德规范也做不到,违反了法律纪律,不仅不会受到任何法律上的追究,甚至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官员们都唱着富丽堂皇的高调,却干着与法律甚至与社会伦理相悖的事情。即使有几个人良心发现,想做一个好人,最后不是成了另类受到白眼看待,就是游离于这个生态之外,最后成为一个营养不良的杂草,而遭到淘汰。

  山西的案件,由于异常地受到高层的关注,终于被揭开了冰山一角。被解救出来的那些人,算是中了一个头彩。还有好多人,却在这过程中失踪了。地方政府知道这样的臭事揭出来,会对自己的形象不利,仕途不利,老板们知道这事涉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在“钦差大臣”们到来之后,他们又一次结成了同盟,偷偷地转移了“罪证”。但愿没有人在这个转移中真的蒸发于人间。普通老百姓能做到的,也只能是这么一个微弱的祈祷了。

  这些年来,有关黑的传闻太多了,黑心药、黑心粽、黑心月饼、黑心……凡是有交易的地方,凡是能够争权得利的地方,都有黑的影子出现。我们不得不相信,明天、后天,这个社会肯定又会黑出新的花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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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原来可以凶残到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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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赵牧博客
    美国人怎么寻找失踪的孩子
    田方萌
    最近,山西黑砖窑工厂奴役工人的丑闻曝光于天下,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据报道,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地的众多青少年被连拐带骗地卖到这些砖窑,身价低到只要四五百元。这些孩子每天从事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稍有懈怠即遭到监工抽打,有的童工即被打至残。黑心工头甚至将两名不能痊愈的奴工扔到坑里活埋了事。此等人间地狱,较纳粹集中营亦无不及,居然能够长期存在于笔者的家乡,实在骇人听闻。

    黑煤窑只是被拐卖儿童的去向之一,更多的孩子被卖到贫困地区家庭,或是被街头乞丐作为博取路人同情心的工具,甚至走私到海外充当劳力或是雏妓。失踪儿童的案件自八十年代以来就常见于国内媒体报道,近年来似乎有增多的趋势。仅在2004年,中国公安机关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1975起,解救拐卖儿童3488人。让中国父母感到恐惧的是,一旦孩子丢失,就不大可能再找回来。笔者在网络上没有查到公安部门有关拐卖儿童案件破案率的数据,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个别统计做出大致的估算。据2006年9月《南都周刊》报道中提及的一份名单,在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历年失踪儿童当中,经记者打电话一一核实,只有31名孩子已被找回。按照10%-20%的破案率计算,每年应有三至六万名中国儿童失踪,十年累积下来恐怕在二十万上下。这其中当然包括不少离家出走的孩子,但相当比例还是遭到了人贩子拐卖。

    相比之下,儿童失踪案件在美国虽然也很常见,但绝大多数失踪的孩子都会被找回来。中国国务院发布的《2006年美国人权纪录》称,美国儿童失踪数量惊人,美国司法部每年接到近80万宗儿童失踪或绑架报案。此话不假,但其中70多万是由于家长和孩子沟通不畅,或是孩子离家出走造成的,99%的失踪儿童最后都能活着见到父母。在美国,每年只有几千件失踪案属于非亲属绑架性质(Non-family Abduction),真正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案件只有一百件左右。笔者刚到美国时,曾经看到福克斯新闻频道连续几天跟踪报道一起在校学生失踪事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失踪案在美国很少见,否则媒体不会如此关注一起个案。而对于大部分发生在中国的失踪案件,我们顶多会在报纸中缝看到一条寻人启事。

    拐卖儿童的事件在美国几乎没有,一是因为美国不存在人口贩卖的市场。历史上美国曾是全世界第一大奴隶工厂,但那是一两百年前的事儿了。二是因为美国为寻找失踪儿童投入了巨大的警力资源和社会力量。2006年9月,得克萨斯州一名两岁男孩凯文-布朗失踪,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在凯文家附近展开了搜救行动。随后,50名警察开始在数公里范围里内大面积搜索,还动用了两架直升飞机,其中一架配备热感应装置。尽管如此,警方还是没有发现凯文的踪迹,于是启动了“全国儿童警报系统”,向当地5000个家庭发布寻人公告,引发当地社区的关切。第二天,100多名志愿者加入搜救行动,他们走入茂密的丛林,还打捞了许多野外池塘。第三天,直升飞机终于在一个池塘边上发现了凯文。笔者若是美国家长,即使警方找不到孩子,也会为他们提供的优质公共服务所感动。

    除了接到报案后紧急行动,美国还设有“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开通多种语言全天候的热线救助服务。失踪儿童家长可以借助该中心网站制作标准化的寻人布告,也可以请求该中心出动配有警犬的专业搜救小组。笔者曾经在弗吉尼亚州一家邮局内看到过寻找失踪儿童的传单,每张传单上印有六名儿童的照片和资料。与中国家长张贴的寻人启事不同,这些传单是由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通过美国邮政署向全国各个邮局网点发布的。此外,美国一些大型公共场所还加入了名为“考德-亚当”(Code Adam)的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如果家长在超市购物时发现孩子不见了,可以马上救助于这一系统。超市会有专人立即开始寻找孩子,如果十分钟内找不到,即会报案寻求警力支援。美国几家电信运营商也加入了这一系统,失踪儿童家长可以通过短信向手机用户发出求救信息。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尽管十分强大,主要工作还是帮助家长联系警方,或是提供警方更多线索。即使在市场化十分发达的国家,孩子失踪这样的事情也只能依靠政府解决,私人和社会力量只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2004年,湖南怀化的五岁男孩戴特株在家口门失踪,其家人随即展开了长达三年,耗资五十万的寻子行动。仅寻人启事戴家就向全国各地散发了500万份之多。戴特株的祖父戴子初因为寻找孙子走遍大半个中国,行程上万里,可还没有能够找到孩子。戴家已经算是较为殷实的小康之家,倾家荡产尚且如此,普通家庭更是无力寻找孩子。

    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在于保障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拐卖儿童虽非命案,但某种意义上比命案对社会治安的影响还要恶劣。人类诸种感情中,亲子之情乃是中最为强烈的一种。在父母眼中,孩子的人身安全恐怕超过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许多家长为了找到孩子,宁可付出生命代价。然而,当前中国司法部门对拐卖儿童案件的重视程度十分不足。比如公安部门规定,儿童失踪不足24小时,警方不能立案。在戴特株的案件中,即使24小时过后,警方还要求戴家出示拐卖证据,最终还是没有给予立案。这给戴家后来的寻子行动带来许多不便。其他被拐儿童父母也有过类似的遭遇。这一失踪一天后才立案的规定在设计上只是为了方便执法人员,丝毫不考虑最初24小时乃是寻找失踪人口的关键时期。如果在此期间不采取行动,过后人贩子就可能将孩子转移到其他省份。而失踪儿童家长若是向异地公安机关求助,结果往往更令人寒心,因为当地政府不仅扯皮推委,甚至有可能包庇非法购买儿童的家庭或是工厂。

    低效失职的治安服务不只是丢失几万名孩子的问题,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八十年代笔者上小学时民风尚且淳朴,笔者每天上下学自己步行回家,不用家长操心。可怜今日父母,他们因为担心孩子的安全,不得不天天去学校接送。至于寻找失踪儿童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此次黑砖窑事件令中国高层震动,几位政治局常委均作出批示。然而彻查黑砖窑只清理了拐卖儿童的源头之一,街头流浪儿童和贫困地区被卖的儿童都没有得到有效救助。尽管中国公安部门最近几年已经开设了失踪人口求助热线,也在逐步建立有关的信息数据库,但比起惊人的发案率,政府投入的警力依然不够。在位者应当明确意识到,儿童失踪案件乃是危及政府威信的大事—-你连人家小孩都不管,谁还敢在这个国家居住?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已经过上了不亚于美国普通居民的小康生活。可是,在孩子失踪这样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公共服务还存在着天壤之别。美国人不见得就比中国人活得更幸福,但是他们遭遇巨大不幸的可能性的确较小。笔者并不认为中国公安机关目前就能像美国警方那样调动直升飞机漫天遍野地找人,但是通过邮局张贴寻人告示,或者在失踪一小时后给予立案,这样的事情我们的警察叔叔总是可以做到的吧?

    作者单位: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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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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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心黑了,就什么都黑了,人没有良知,这个社会也就这样了。痛心。。。无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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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淋淋的照片看得我心惊肉跳!太压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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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蛮成为敛财手段的背后……政府失管、部门寻租、生存环境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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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震惊的新闻越来越多,我们政府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