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德祠堂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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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在中国乡村中的地位最为重要,中国乡村林总总的传统文化都承载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对于乡民们说,祠堂是个神圣的所在。然而,在三四十年前,乡村的祠堂,差不多全被它的子民们改变得五花八门,学校、仓库、粮站、供销社……跟它原来的模样比,面目全非。要是有人叫这某某祠堂,也不过是个地名的称谓而已。

我说的永德祠堂,便是我老家董村竺氏中,众多祠堂中的一座。30多年前,有人说去永德祠堂,那肯定不是去祭祀祖先,也不是去商议家族大事——最大的可能是,他或她,带上节攒了很久的几张毛票或钢鏰,还有购货证或是啥票证,去采购犹豫了很久终于下决心买的那个东西——那个时候,永德祠堂已经被改成了公社的供销社。而当年的供销社,无一例外是当的经济中心和物资交流中心。我觉得,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每个人都有一肚子关于供销社的故事。我就清晰地记得,大概十来岁的时候,一个大雪粉飞、满世界皆白的日子,我终于凑够了7分钱,能够买下那只盼了几个月的玉兔牌乒乓球。我不顾大人们的劝告,以朝圣般的心情,顶着风雪,深一脚浅一脚奔向供销社。一路上没啥行人,快到商店的时候,看到对面来了一个大娘,我快要接近她的时候,她突然扑通一声滑倒在地,挣扎着想爬又爬不起来,我赶紧快跑几步,扶她起来。这接下来的一路,心里为即将到手的乒乓球和刚学雷锋又做了一件好事而兴奋,狂风夹着漫天飞舞的雪打在头上脸上,丝毫也不觉得寒冷。

多年之后的现在,永德祠堂已经回复了它的本来面目。现在的永德祠堂是这样的:祠堂四合院式,宽五开间,前面有山门,后面有大殿,左右有厢房,中间有戏台,整个布局方方正正,是江南最常见的祠堂规制。虽然乡民们用崭新的朱漆乌漆,竭力想掩盖祠堂的苍老,但祠堂的角角落落显示的斑驳伤痕,还是显示出它饱经风霜的沧桑。据当地史料记载,永德祠堂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

我在努力回想它30多年前的样子。当年,祠堂前面还有一个院子,围成一个看上去让乡人们感觉有点威严的单位,即董村供销社。供销社的商店设在现在的山门中,祠堂大门就是商店的大门,进入大门,面对着的就是长长一排柜台,柜台与后面的墙壁有一米左右的距离,那个空间是营业员的天地,后面的墙壁也是货架。柜台延伸到山门两端,顺势拐个弯,还是一样的格局。记得西端的那个柜台是卖食品的,油盐酱醋烟酒糕点饼干酱菜,都在那一块。转过来是卖文具杂货的,那一块有个玻璃书柜,陈列着连环画、毛选等寥寥的几本书。中间偏东那块有个卖布的柜台,后面墙上有个布架,布匹竖排在一起,花花绿绿,非常吸引女人们的眼光。女人上商店买布不叫买布,叫扯布,听上去似乎不要钱一样,事实上,扯布不仅要钱,还要布票,上面每年发给每个人的布票不够做一件衣服。这布并不是想扯就能随便扯的。当年,供销社陈列着的东西,差不多都得要票或证才能买到。所以,一个五开间门面的供销社商店,几乎见不到有顾客满堂的时候。

尽管记忆中的供销社柜台永远是琳琅满目的样子。但细细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供销社,货品实在单调得可怜。比方说,我们常买的学习用品,铅笔只有两种,一种是笔杆六边棱角,一头带橡皮的,比较贵,一种是圆形笔杆不带橡皮的,相对便宜。橡皮呢,也只有两种,2分钱一块的最常用,一块橡皮可以用上一学期,还有一种是1角多的香橡皮,有钱人家的女孩子才有,还不舍得用,经常从书包里拿出来偷偷闻一下。三年级以后,可以用钢笔写字了,记得钢笔也只有三种,五角五一支的是热水瓶钢笔,六角六的是玉米穗形状的,包了笔尖的金笔要一两元多,笔帽煯煯生辉,那得是老师或公社干部才买得起。反正这么说吧,供销社柜台中的货品,几乎是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基本面貌不变,偶尔有了新品,差不多全公社社员都知道。男人们知道进了什么新香烟,女人们知道进了什么新花式的花布,孩子们知道中间一个柜台下面几层的连环画又多了一本,然后我们趴下身子去看封底后面标着的定价,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攒够钱能去买回来,那连环画可是那个精神生活异常贫瘠的时代里,营养十分丰富的精神食粮,再说连环画还很有用的巴结小伙伴的工具……

有一些物品,永远不会上供销社的台面,比方说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五牌台钟等高档奢侈品,供销社一年可能也分不到几件,买得起的人也不多,就让吃公家饭的享用算了,普通社员也不会有太多想法。

供销社商店前面的院子,靠大路那边有间小屋,设了个点心店,靠着路开了个窗口,离我们上下学必经的桥头也就没几步路。点心店早上只做大饼油条,下午偶尔做一两笼包子馒头,估计都有定量,不会做太多,因此,虽然乡人吃这些奢侈食品的不多,但也从没有见过有卖不完的时候,特别是下午的包子馒头,还没出笼,就有几个闲人们围着,一阵白气散过,蒸笼就空了。我们小孩子,一般情况下不会去买这些高档的,但这点心店偶尔卖的茴香豆,却是货真价贱的好东西,一分钱起售,三分钱可以吃上小半天,五分钱就是满满一口袋了,还可以慷慨请好朋友品尝。我们从大人们那儿偶尔得来的零用钱,很多时候就化在这最便宜的茴香豆上了。

祠堂山门后面的厢房与大殿,在那个时候是仓库征地,一般人进不去。在我们孩子们的眼中,对供销社山门后面的一切存在,都是无视的。不过有一年,后面“轰”的一声爆炸,不仅轰掉了厢房的一角屋顶,还几乎震动了整个公社。后来从传说中拼接的经过是,隔壁公社有个社员来买东西,货需要到后面的仓库去取。那个社员跟着营业员到了厢房二楼,向营业员敬了一根烟,营业员划了根火柴点着了烟,随后把火柴扔向一边,悲惨的是,火柴落处,是盛放着的黑火药的竹编箩筐……

乡里人都为那个受了重伤的营业员痛惜。据说当时他裹挟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从楼梯上冲下来,奔出商店大门,穿过院门,跳下外面大路下的石磡,最后趴在溪水中,接着被人送往城里的大医院救治……那个营业员有着被乡民人人称颂的好态度,甚至于对我们这些都没比柜台高多少的小屁孩,也是乐呵呵的,简直是 “童叟无欺”的典范。他的命后来被幸运保住,但他乐呵呵的笑脸,人们却只能在他的声音中回味了。

80年代,供销社搬出祠堂,择地另建。再后来,供销社的辉煌随着时代的变迁慢慢黯淡,直至彻底消失。期间,我也外出求学、求业,对这个地方不再挂念。再遇永德祠堂,已经是近十年前,彼时的永德祠堂破旧不堪,戏台顶即将倒倾,台上堆满杂物,厢房的楼板踩上去颤颤巍巍……只有门楣和戏台上留着的“勤俭办企业”、“紧缩开支”等字样,告诉人家这里曾经也辉煌过。老家董村的另外几个祠堂都被乡民们修得挺不错,就这个看上去似乎没人管。莫非是产权不属于村民的原因?

近十年中,有意无意经常往老家跑,偶然发现这永德祠堂后面还藏着许多故事。最早知道的故事是,抗战时期,宁波的第一所女子中学甬江女中,因日军进犯,曾经在校长沈贻香的带领下,在此短暂办学。这是个充满了无限想象的情景。接下来,在乡人们中又听说了一个励志的故事:说这祠堂是祠堂周边所住的一房家族所建。虽然老家董村的居民都姓竺,但这个家族,其实姓陈,因某种原因改姓竺。他在某次看戏的时候,被乡人排挤,不让坐中间好位置。若干年后,这个家族有人出人头地,其中一位叫竺陈简的,中了解元,外放任官,单独出钱为家族建了一个祠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奉化最后一位进士竺麟祥,也是这个家族的,他是蒋介石在县城求学时的的老师。这些故事是我听了乡人们的口述,然后在台湾一个同宗人士那儿得到证实。他传给我一个影印件,有关解元竺陈简的传记,他说写这传记的名叫竺陈理,是竺麟祥的侄子,曾在黄埔军校就职。听他一说,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位白须飘飘的老先生,小时候我们经常见到,都叫他阿文老头,也都知道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跟周恩来同坐一个办公室。文革时他受人欺负,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求救信,听说真回信了,内容是:好好改造……

星转斗移,岁月荏苒,老先生多年前已经去世,永德祠堂如今重新变得亮丽。上个月去,看到祠堂墙壁上写着“文化礼堂”,“文化地标,精神家园”,“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等字样,看上去跟咱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相当吻合。我想,祠堂如果能在继续承载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继而与这个时代的一切无缝结合,那,肯定会更好。希望永德祠堂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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