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公”只需“一公”

　　
　　国人对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支出的不合理，厌恶由来已久。记得很多年前，开始有意见的仅是公款吃喝，中央屡次发文，前前后后几十个文件，最后还是没能管住一张嘴。到了七八年前，管吃喝的文件不见了。与公款吃喝比起来，公车消费与公款出国的开支，远远超过了吃喝。“一公”问题进化成了“三公”问题，于是，中央又开始发文管“三公”了。当然，与当年的“一公”如出一辙，“三公”自然也管不好，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今年3月，国务院定出时间表，要求各部门6月公开支出上一年的“三公”支出情况。温家宝指出，要大力推进行政经费包括出国出境、出差、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等支出详细公开。按照国务院要求，有98个中央部门要公开部门决算。这似乎一下子把中央各部委推到了“绝境”。随着6月“大限”的过去，在媒体与公众对“三公”的穷追猛打之下，各个部委终于开始羞羞答答地公布了2010年“三公经费”的支出情况。6月大限过去一个月之后的8月1日，有85个部门公开了“三公经费”。
　　
　　可“三公经费”的公开，并未获得国人的赞赏，相反，质疑声音接踵而至。公众普遍的质疑是：一是对部分部门“三公经费”的真实性高度怀疑，如住房城乡建设部去年一年的公务接待费（含外事接待费）支出仅26.07万元，红十字会公务接待费更低，15万元；国家信访局2010年“三公经费”加起来也支出只有98.25万元。二是“三公经费”帐目过于简略，缺乏解释说明，普通百姓很难看得懂，况且所有的部门均只公布了总支出，没有人均概念，更没有明细帐，加上各个部门的工作性质不同，没有可比性。公众对这样子的公布并不满意。
　　
　　公布“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让“三公经费”支出的合情合理合法，确保“钢”要用在“刀刃”上，而不是铺张在荒淫无度的享乐里，更不是落入了小团体的腰包里。目前这样的公开，会对抑制“三公”消费起一定作用，但不会起到根本的作用。任何一个部门都能够找出几个理由为自己的高支出辩解，也可以为今后的费用膨胀找到借口。从行政管理的理论上说，一个部门对本部门预算的膨胀是有内在张力的，必得借以有效的外部因素加以约束，否则这个内在动力没有止境。因为任何一个部门主管，都会在外部约束与内在张力之间寻求平衡，外部约束失效的恶果就一定会是内在张力的无止境膨胀，因为，能最大限度满足内在动力的领导，对下属来说，肯定是一个“好领导”。所以，公开必须是面向公众的，在有限范围内的局部的内部公开，达不到约束的最大化。
　　
　　关于“三公”消费的合理性，我不说天下人也明白：公款出国早就成了官员的待遇；公款接待或是慷公家之慨享自己口腹之乐的借口，或为自己的“成长”铺路，或为自己的局部小团体谋利；公车三分之二私用论早已经达成共识。一句话，谁都明白这里面不合理的支出是大头。但是即使贵为国务院总理，想在一天早晨把这所有的事情厘清，也并非是那么容易的。那么，让谁来担任此重责？我想，非常简单，还是一个词：彻底公开！
　　
　　第一，将涉及“三公”的费用，精确到每人每车每事，事无巨细，全盘公开。谁要出国，事先公示预告原由和行程；谁要安排接待的，事先公示来者何人何事；有专车的，年初制订好预算，定期公布去向、里程。所有这些事项，只要发生了，全部在自己单位的网站上逐项公开，接受公众监督。这样，就必然把“三公”中绝大多数打秋风的，占便宜的，见不得人的，先一扫而光了。
　　
　　第二，从上到下全面公开。光中央部委公开没有用，每个部委下面还有直属小单位，下面还有省、市、县业务单位，自己不能直接花钱了，他可以将钱以专项资金的名义，先拨到下面，再让下面为自己的支出买单，还可美其名曰“转移支付”。这样，在自己的帐面上就看不到了。所以，如果一公开，必须自上而下逐级逐部门同口径公开，凡是运用公共财政的款项，不能留有死角。
　　
　　公开这事，必须从上做起，逐级往下。现在好多基层的部门，好大一部分接待经费开支，用于接待上面的领导了。如果从下面先开始做，有可能让这个地方的这个部门，弄得灰头土脸，该办的事办不了，该巴结的关系巴结不了，不说个人事业受损，确实也会让地方的利益受损。只有全国一盘棋，大家一起做，同样标准做，才会真正起到效果。因为，只有公众的监督，你找不到泄气的对象，找不出怨言的理由。
　　
　　这么说，本人是有一定体会的，多年前，曾经刮起过一阵政务公开风，要求各个单位公布单位的财务开支项目。根据上级下发的目录，我们整理了几次，把公开的内容悄悄贴在单位不大用的一个接待室的角落里，没想到，公布了两次，单位的接待费用就明显下降。细一推敲，原来单位有几个比较喜欢请人吃饭的，公布帐目之后，请吃的次数显著减少。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的公布，根本没有让“外人”看到呢。从此，对公开这两字感受深切。
　　
　　处在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内，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作为也是局部暂时的。就一个部门的一个领导而言，他不可能首先在单位内部动真格地推行这个办法，因为如果光他一个人如此，有可能是将自己推上“自绝于组织自绝于群众”的境地，进而会被体制“淘汰”出局。这对个人来说，是不合算的。所以，如果温总理真有此念头，当有壮士断腕之决心，在目前已经达成公开的基础上，“宜将剩勇追穷寇”，借助公众与媒体的力量，从制度上立法，强力推之，取信于民。
　　
　　此文草就之际，看到中办国办联合印发“意见”，要求重大突发事件公开。重大事项公开固然很要紧，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得从细微处做起。只要小的事情彻底公开了，“重大的”的公开自然也习惯成自然了。反之，只公布“重大”的，因为各人对重大的理解不同，他还是可以找出不公开的借口来。现代的政府理应是透明的政府，任何一个地方一个部门，都没有理由拒绝公开。所以，公开是有法理根据的，并非我私想的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