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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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9月9日，阴天，比较凉快。

　　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那天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恐怕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不会忘记。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那天发生的事情也只有下午放学以后的一段比较清晰。

　　那年我虚岁12，上小学五年级。下午3点半左右的时候，学校放学了。我们背着书包回家，在经过二村老街的上街头的时候，听到有线喇叭响了。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时候的有线广播是晚上5点不到的时候才会响的，村里人听到广播响了，就可以回家做饭了，那时候农村一般人家没钟表，广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报时。所以如果广播哪一次不是正点开播，肯定会有意外出现。

　　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在广播里通知说，一会儿有重要消息广播，请注意收听。我们一路在猜：是什么重要消息呢？那时候的乡下孩子，因为经常参加大批判，也挺关心国家大事的。

　　一条老街没走完，广播里传来了哀乐声。我们心一惊，那一年，哀乐听得太多了，1月份，周恩来逝世，7月份，朱德逝世，哀乐跟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都已经耳熟能详了。这一回，又是谁逝世了呢？

　　广播里传出播音员沉痛的声音，宣布的结果，令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主席逝世了。

　　我们这个地处偏远的小地方，人们的表现并没有像后来在电影电视上所看到那样歇斯里底。广播播出时，该在田里忙碌的依然在忙碌，到了晚上，该做饭的还照常做饭，到该吃饭的时候了依旧开饭。但在这忙碌的同时，听着广播反复播出的哀乐和播音员沉痛的声音宣读的讣告，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议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谁？中国怎么办？这大概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心态。尽管大家都知道，人都是要死的，但是被称为万岁的人死后会怎么样？大家都不愿意想，或者有很多人想了也不敢说。

　　我相信，当天晚上，整个中国，特别是农村中的广大农民，都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度过的。

　　随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们的正常秩序被影响了。先是宣布停止一切文体活动。我们班级当时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天天早上月亮还没西沉就起来训练，从9月1日开学，已经训练了一个多星期了，我已经被搞得疲惫不堪。所以，随着上面一声令下，篮球训练就首先停掉了，我心中暗喜，心想至少可以停上十天半月，不想，这一停，我们再也没恢复训练。

　　这期间，还发生过几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公社统一设了灵堂，大人们一个村一个村地轮流去集体吊唁，他们有好几天不用正常出工干活。有一天，轮到我们村里的大人们去吊唁，那天好象我们也没上学，几个小伙伴就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条田沟里挖泥鳅。那时候晚稻快要成熟，田里已经不需要太多的水了，那条沟里只有湿润的软泥，我们顺着沟一点点挖过去，泥鳅就躲在那泥里，挖一点就有一条，挖了二三十米的沟，竟然挖到了半脸盆泥鳅。当然，那条田沟也被我们挖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我们怕被大人骂，赶在大人回来之前歇了工。这是我印象中抓泥鳅最省力也是最暢快的一次。

　　我们学校也集体吊唁。平时嬉皮笑脸的小学生，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敢造次，因为大家知道，对毛主席有一丝不忠的表现，就有可能被打成小反革命，即便是平时最为调皮、最不听老师话的孩子也不敢张狂。我们班级到一个被布置成灵堂的教室去吊唁，主要形式是，一个一个排着队单独进去，在主席遗像前行三鞠躬礼。排在我前面的同学算是我们班比较调皮的一个，平时难得见到他有严肃的时候。那天他进去，脸板得死死的，走到遗像前，只见他腰板笔直，头飞快地从脖子部位冲前折了三折，算是行了三鞠躬礼，我见他这样子，立马想到了鸡啄米，心里实在想笑，但哪敢啊，拚了命总算让脸上的五官保持了悲痛的形状。

　　小学那几年，我和村里几个同学每个星期天都要走一个小时的路，到隔壁的亭下公社街上的一个小书店里看小人书。去多了，看书店的瘦小的老头把我们当作了常客，非常客气。我在那里看了好多小人书。毛主席逝世后的一天，我们又去看小人书，在经过亭下公社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听到里面哀乐阵阵，就溜了进去。进到里面，看到堂屋中间放了一个大箱子，好多人在围着看，我们绕到箱子前面，看到箱子里正播放着黑白的活动图像，放的是哀悼毛主席的新闻。毛主席逝世后，我只有在有线广播里听新闻，在全村唯一的一张报纸上看消息。这次看到了好多人边哭边诉说的活动图像，虽然是黑白的，但已经令我们大开眼界了。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电视机，回来后还在同学中夸耀了好一阵子。

　　毛主席追悼会我们也参加了，当然，不是去北京参加，是在教室里收听的广播。追悼会上谁说了些什么，我们一点也没听清。一是转播的质量不好，二是讲话的人地方口音实在太重，我们听不懂。记忆中，只听到了默哀三分钟，然后我们就低着头默哀。事后，听说我的一个比我高二级的表哥，当时就在教室里哭得一塌糊涂，怎么也止不住。我们亲戚们都笑说，这孩子不知道那根筋搭住了，这怎么哭得出来？这位表哥在上小学时是个活跃分子，可惜后来中学毕业后，好长一段时间没走正道，1983年严打时差点被抓，30多岁了总算讨了个老婆，可惜前几年老婆病死了，也没孩子留下，到现在还是光棍一个，他戏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去年他曾来我处，说正在筹划小学同学会，他还是一个头，策划组织邀请老师都由他来做的，很得小学时班主任的欢心。

　　毛主席逝世后一个月，有一天傍晚，吃过晚饭，我们在院子里玩，一个堂哥进来，说打倒江青、打倒张春桥。吓得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你不要命啦。他说，你们不知道吧，中央粉碎了一个“四人帮”。果然，不多久，文件正式传达了，大队连着几个晚上开会批判“四人帮”，我们也一起去听，公社干部翻开一本厚厚的文件，一段一段地读，我们偷偷在溜到他后面看，文件上面有四人帮的罪证材料，印象最深的是王洪文的钓鱼杆、汽车、手枪、电影什么的。倒是这个让我们听了真有点义愤填膺。那时候我们生活多苦啊，一年都难得看上几场露天电影的，他倒好，一步登天当了中央领导，居然自己有电影放映机，想看就看？这也太胡作非为了！

　　1976年，我们村还发生了一件与毛主席逝世有关的事情，一个老牌的“历史反革命”，早上上厕所，与人说话时，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人汇报到公社。当即遭到了公社的批斗。过了几天，他感到前路茫茫，喝农药自尽了。

　　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社会仍然按照他老人家制订的路线，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滑行了两三年，1978年后，政治空气渐渐宽松。村里人感叹，那个自杀的“历史反革命”，真是命运不济，那么多年那么多的坎都过来了，再捱一段时间，就啥事也没了，这临到最后一劫了，却没挺过来，可怜啊。

　　1976年以后，又过了若干年，中国的巨人情结，开始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