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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举行了一个“新农村基本建设优化论坛”，权威专家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何入手，如何解决新农村基本建设的优化问题等展开研讨。 经济学家林毅夫16日表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是一个浮动、长期、水涨船高的目标。但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着手点的新农村建设既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内容，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完成时，应该完成新农村建设的阶段性任务。

　　建设新农村，在我们小时候就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时间过去了数十年，政府对农村的发展办法换了一个又一个，似乎到目前为止，除了在城市旁边的几农村和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出现了铺天盖地的新房子、砌了几个亭子，围了几个园子，掏了几个池塘外，全国广大农村地区并没有出现突破性的新景象。倒是当年集体化时，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比较完善，以致于1980年前后农村改革的时候，依托这些基础，体制解放的动力一下子得到释放，农村一夜之间解决了吃饭问题。农民兄弟很容易满足，饿了几十年，突然真正能够饱饭了，感激之情真难以用言语表达。从农村出去的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前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那是真的从心底涌出来的感谢。

　　然而，农村联产承包的体制耗尽了最后的动力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村的生产力停滞不前了，农民的生活水准在整个社会的大踏步前进的时候，相对地落后了，特别是在遇到孩子念书、生病住院的时候，本来正在过着小康生活的农民，可以在几个星期里，跌入贫困的边缘。农民心里不平，社会学家忧心忡忡，屡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使政府疲于救火。农民怎么了，农村怎么了，农业怎么了？这三个问题成了学者们的时尚话题。回到老家，小时候走过的路不平了，住过的房子倒掉了，抓过鱼虾的小溪小沟断流了，夏天里整天扑腾过的小河混浊了。农民没有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却要饮到发展带来的副产品－－苦水。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几个政通人和的朝代，不外乎是统治者开明，轻赋薄徭，以民众以休养竹息的时代。现代政府也深明这点，因此，从前几年开始，中国农村实行了税费改革，提出对农民实行“多给，少取、放活”的政策，但问题在于就目前的财政能力，多给给不了，少取有难度，搞活更是难上加难。仅仅税费以外，中国的教育、求医支出，对许多农民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据专家统计，目前培养一个大学生读完本科的最少花费是2.8万，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是在不考虑农民自身的吃饭、穿衣、看病、养老等因素的情况下。即使在是在奉化这样的地区，从理论上来讲，也相当于一个农民4年的纯收入，而这收入还包括了农民不能换出钱的一些收成，如果要说可以支配的现金收入，也得有10来年才能积攒下来。所以单纯的轻赋薄徭政策并不能使农民真正解脱窘境。而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村、农业的问题将会是现代中国社会的长期之痛。

　　今年初，中央必出新一个一号文件，中心议题是国家财政越来越多地向农村倾斜，要让农民减负前行。尽管中央作出的政策是激动人心的，但是也要看到，这些转移支付也好，基础设施投入也好，仍然是在原来的轨道上作出的微调，单纯的给，对农民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对农民来说，纯粹的农业生产，不管效益多好，也是不可能会有太大的出路的。解决农民出路的唯一出路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城里。把摊子过大地往农村
铺，有可能造成新的浪费。老家五个村并在一起了，上面向每个合并后的村拨款一二十万元建办公楼，这钱是不是有必要？村干部有必要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办公？老家的公产，祠堂仓库什么的，好多烂在那里没什么用处，修了之后不是一样可以办公？有的地方，为了大山深处居住的几户人家，硬是花力气好了公路、拉好了电线电话线，平摊下来，成本都收不回。还美其名曰送温暖。也不考虑一下其实这些村里的在册人口其实早到城里打工去了。所以这些投入，真正让农民受益的，也并没有多少。

　　还有一个我们小时候就耳熟能详的名词，城乡差异。目前的城乡差异，要比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复杂得多。城乡差异已经演变为城乡之间的地域差异，农民与非农民的差异，城郊农民与远离城区农民的差异。围绕这个差异的实质，过去是户籍，现在是土地。能不能让农民享受发展成果的主要症结，也在于土地。在现阶段，政府作为土地权益的代言人，主宰了土地收益的分配，从名义上看是合法的，但其实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土地收益的分配并没有规范性的操作办法，这笔钱，可以用来投资基础设施，可以用来用于社会保障，可以用来就业培训，就是很少用来为农民寻求出路。城市边缘的土地价值并不是天生而来的，是公共财政投资和老百姓的共同努力形成的。中国农民在建国以来的五十多年里为二三产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得到的回报是很少的。所以，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问题，农民、农业、农村很难有根本的改观，新农村建设也许会是一个画饼而已。该是加大步伐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