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向好几个中间人打听，得悉黄埔老兵杨竞老先生平日住他儿子家。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家在老家杨村，一个在城里。杨老先生在这两个地方轮流着住。数次奔波于这两个地方并屡屡扑空后，终于约好了，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去位于奉化老城区老先生的弟弟家跟他见面。
　
　　跟他约好的时间是上午9点。碰巧那天有个新同事要来单位报到，我一大早在办公室等，过了9点，送新同事来报到的兄弟单位领导一行才到，我心里暗暗着急，坐着说了一会儿话，等他们告辞离开，已经快9点半了。他们一出门，我拎起包就出了单位，直奔老人家弟弟所在的城里老街而去。
　
　　这时候，促成我与老人见面的一个前同事来电话了，问我今天去不去，老人等急发火了，说再不去的话，他不等了，要回杨村了。我说我马上就到，让他再稍等片刻。根据前一天拿到的地址，我在老街的一条弄堂里找了几个来回，招来了几条狗的狂吠，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里，见到了晒着太阳等我的老人和他弟弟一家子。

　　刚才还在担心，等急了的老先生可能不会给我好脸色看，没想到一碰面，老人就眉开眼笑的，显得非常热情。我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并且拿出前段时间拍的老兵们的照片让老先生看。老先生看着那些照片，一一叫出那些老人的名字，报出了这些老人所在的分校地址、专业、期数，还挨个儿说了这些老人的特点。我大为惊叹，在我见到的这批黄埔老人中，他的记忆力是最好的！

　　老人说我们这批人多是黄埔16－18期，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黄埔军校招收的学员最多，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是中尉、少尉军衔，在部队担任连排长，打仗时牺牲的也最多。我们这些活着的，可以说是在枪口底下侥幸漏下来的。

　　杨竞老先生出生于1923年。1944年从黄埔军校三分校18期（工科）毕业。他说他最早是从宁波考入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的实务生。这是参加军校的第一个阶段，训练为期三个月，他们在雪天穿着草鞋，训练异常艰苦。三个月结束时，先有一些人去了湖南工兵学校，他因为还不满20岁，没让去。不过，没多久，他去了黄埔三分校，念的还是工兵科。老人说，他们也是步行去的江西瑞金，每天至少行军80、100里，福建那一带好多地方都到过。老人开玩笑说，你看我们这批黄埔老兵年纪大了身体都不错，我看跟那个时候艰苦训练打下的底子有关系的。

　　1944年快过年的时候，老人毕业分配到了驻扎在浙江丽水、温州一带的国军第88军。他们来丽水前，这一带国军与日军刚打过一仗。老人到丽水的时候，看到两口棺材放在瓯江边的马路上示众。一打听，原来前面那场战斗中，上面指示驻丽水的一个团要死守丽水，当时日军装备优良，飞机经常来扔炸弹轰炸，三个营长看形势不对，擅自率队撤了。团长被日军生擒，砍去手脚而死。战斗结束后，上面要检讨这场战斗，追查失败的原因。三个营长中的一个风闻此事，自知责任重大，偷偷逃走了，据说后来跑到共产党那边参加了游击队。另外两个营长被上级依军法处死，那两口棺材装的就是那两个营长，放在瓯江边是为了警示部队。老人说，那时候战斗刚结束，他看到瓯江边堆的尸骨如麻，有日军的，也有国军的，后来都草草掩埋了。老人感叹，战争真是非常的残酷。

　　老先生在88军碰到了老乡江辅芳。江在黄埔三分校时比他高一届，早一年分配到88军，这时已经担任重机枪排排长。两人碰到时，江辅芳正在出操。以后，江辅芳又提升为重机枪连连长。老先生回忆道，江辅芳说他早到一年，应尽地主之谊，要请客招待老同学，可那时候条件艰苦，其实就多了一个炒鸡蛋。

　　老先生在88军先是担任了三个月的少尉见习官，三个月后，由于表现出色，在分到88军中的90个同学中，他第一个被提升为排长，并兼任连副。老人说，这主要得益于他会画能算。工兵的任务是在战斗中为战斗部队提供保障。老人说，他们要修筑阵地、工事、架设桥梁、保持交通通畅，战斗前要有预案，战斗中要及时修复被损毁的工事，干的都是技术活。他所在营的营长是湖南人，部队中的大多数人是从湖南带过来的，技术力量不是太雄厚，黄埔军校工兵生的加入，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所以营长很看重他。杨老先生说，这位营长后来是杭州黄埔同学会的成员，也姓杨，前两年刚去世。

　　日本鬼子投降后，他们过了一段比较舒心的日子。老人回忆道，当时国共两军在战场上见面，都兴高采烈地相互打招呼，说老乡好啊，我们打回老家来了！可没多久，国共谈判破裂。双方又要开打了。说实话的，经过八年艰苦抗战，刚刚赶跑日军鬼子，这又要打仗，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很低，大家都有厌战情绪。没多久，老人脱离部队，到了上海。

　　在上海，老先生在民政局属下训练青年。老人说，当年规定，凡是18岁以上的青年都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军训。他在曹家渡一带的工厂区训练青年工人，由于年龄想仿，他跟青年工人们处得很好。

　　在上海的时候，老人在上海新闻学校进修，这个学校是九三学社主办的。他每天去上课，必穿着军服，打着领带，衣着笔挺，这引起了他所在班班长的注意。班长经常跟他谈心，交代任务，让他试写新闻报道，两人关系不错。上海解放前夕，那个班长找他谈话，说将来我们都要为人民工作，他这才知道班长原来是地下共产党员。班长给了他三张表格，分别是“南下工作第九兵团”、“西南工作团”和“东北招聘团”，让他想好了填写后上交。差不多同一时间，他原来熟悉的国军同事也来找他，说我们一起走吧。老人问他们去哪里？他们说是去参加“舟山挺进团”。老人在读新闻学校的时候，看了不少报刊杂志，有批评国民党的，也有介绍共产党的。老人说那个时候自己确实拿不定主意，有观望思想，结果哪也没去成。没多久，上海解放了。

　　解放后，上海公安局蓬莱分局的警察来找他，盘问他当时为什么不去台湾。老人说我已经退伍到地方工作，还去台湾做什么？到那里都是吃一碗饭啊。警察问他打算今后怎么办，老人考虑了一下，说要不我还是回乡下搞生产去吧。警察说，回乡搞生产好，解放了，我们都要做劳动人民。临前前，政府发给三斗米，教育他说，你不要小看三斗米，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啊，回去以后要好好从事生产，接收人民的监督，改造自己的思想。就这样，老先生回到了家乡杨村。

　　回家以后，以前的老同学看他在家里无事可做，问他愿不愿意去教书？这样，他去了当时的城关第一小学当了个教师。老先生说，说起这事，也有个故事。当时的文教局长非常了解他家里的情况，质问城关小学校长，怎么可以找他这样的人当教师？校长为难地说，那怎么办？人我已经叫来了，业务也不错的，要不叫他回去？局长说，既然人已经来了，就算了，不过我要找他谈话。局长跟他谈话时，问他对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怎么看？老人因为在上海上新闻学校时接触过一些进步刊物，他依据自己的记忆和理解作了回答，估计局长听了之后感到满意，对他说，共产党要考察人的出身，但不唯成份论，关键看本人表现，人民政府需要团结青年工作，我们看你三个月的表现，再决定是否留用，你要改造思想，好好工作。

　　三个月后，刚好是暑假。有一天，老人没事干，在学校的传达室看报纸，有个穿着拉链夹克，推着自行车的人进学校。老人上前打招呼。那人问老人是谁，老人作了回答。那人问老人在那里工作？老人说不知道，正等待分配。那人自我介绍说自己叫张学海，下个学期来这里当校长，你不用走了，继续在这里教书吧。就这样，老人在城关一小留了下来，成了一名正式教师。

　　张学海非常重用老人，让他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当时城里的黑板报也是学校承担的，校长把出黑板报的任务也交给了他。这位校长后来在奉化师范学校校长的任上离休，去年刚刚去世。杨老先生说我在乡下不知道，否则无论如何要去送送他。

　　1958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老先生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改造。这一去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对这一经历，老人不愿多说。我想这大概是老先生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经历了。

　　老人说，1978年落实政策后，他被分配到尚桥中学教书。一年后，调到溪口中学工作。

　　我问，您在溪口中学工作过？我也是那一年进溪口中学读书的，当时我15岁，怎么对您没印象呢。老人说，我去了之后，学校没让我上讲台，让我负责基建后勤工作。当时学校条件很差，正在大兴土木搞建设。我一听，乐了，说，那时候是不是正建一幢三层楼？老人说是的，我要管理两个工程队，好几个小工地。教育楼上梁、盖瓦片，我都是带头爬上梯子，带着教职工、同学们一起干。我说是啊，建那幢教育楼所需的砂石，都是每个星期六下午，由我们学生从剡溪中挖了挑过来的。

　　老人跟我一起回忆在溪口中学时期的一些趣事，谈起当年的一些同事，他非常兴奋。能够碰到我这个学生，他感到非常意外。他说，好啊好啊，我们还是同学呢。我说这怎么敢当？您那时候负责基建、后勤，平日没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认识您。但无论从辈份上、还是年纪上说，我都应该是您的学生啊。说完我们哈哈大笑。

　　我们聊天的时候，旁边坐着他的弟弟，一直一言不发。我问老先生，您的弟弟是干什么的？老先生说，他现在是粮食局的离休干部，50年代初，部队打舟山，急需大量军粮。他弟弟跟着当时的县长，在西坞、江口一带，短时间内征集军粮，任务完成得很好，立过大功的。他弟弟说，刚才你们在谈话，我一句也听不清楚。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了。我说，等我忙完这阵子，我要找你们离休干部了。老先生的弟弟说，欢迎啊，欢迎你常来这里作客。

　　老先生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反复说自己没做过什么贡献。抗战那会儿，我们都是积极分子，后来不管你当年情况怎么样，都成了反动分子，对这一点，相当长时间里我们都很苦闷。老人现在跟许多黄埔同学有联系，对一些境况不是太好的同学常说，不管生活怎么样，我们都要开心，就是穷，也要穷得开心。
　

　杨竞老先生（右）特意来看他弟弟，并且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这让我有了机会跟他见面。　　
　

　　哥俩站起来合影，才发现高度相差不少。 　
　

　　这是杨老先生的大儿子在乡下杨村的家，他一般喜欢住在乡下，说乡下空气好。我去的那天，他刚好来城里了。
　　　　

　　这张照片我要送给杨竞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