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天气转暖，那一年物资的紧俏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城里乡下，大大小小的商场部门，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排队抢购东西，这东西可能是彩电、冰箱，也有可能是毛巾、被单，甚至食盐、肥皂。物价也逐月飞升。那一年，只要你手头有什么卖的，放上一两个月，稳赚不赔。
　
　　农村最紧缺的，要数是农资了。上半年我们一笔农药生意赚了几千元，尝到了甜头，站长决定再接再厉，争取再做上几笔。但是向上级要物资的路很难走通。商品经济社会，上级部门也有虎狼之心，雁过拔毛，物资一层层转下来，到了我们最基层，剩下的只有几口汤水了。所以，要挣大钱，必须自己出去找商机！
　
　　7月份的时候，站长就计划派出我们单位头脑最活络的那位同事，到外面闯荡一下。“七三○”洪水过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发了，以至于他没能看到31日那天全民逃命的景象。
　
　　他一出去就是十来天，我们其他人没什么感觉，该干嘛还干嘛，站长却总是心神不定，每天一上班就问我，有没有电话？到了10日左右，同事来电话，说人到了福建，在那边联系好了农药，只要我们带钱过去就可以提货。他人生地不熟的四处瞎转，居然真的联系上了货源，我们不禁暗暗佩服。
　
　　站里拼拼凑凑才几千元现金，那边来电说要一万多，这就需要去借了。站长去农业银行尚田营业所联系，想贷1万元款，营业所说得县行长签字才行。说来也巧，在营业所的院子里，恰好碰到来下乡的行长在院子里跟人说话。站长跟他有点面熟，上去说了事情原由。行长没多说话，掏出笔，一只脚搁在花坛上，就着膝盖，在一纸小纸条写了几个字，贷款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台灾洪灾刚刚过去，单位要多派出人员有些困难。而我一个人带着一万多元巨款出门又不方便，因此，站长决定让他在家待业的儿子与我同行。8月11日，我跟站长的儿子一起出发去福建。
　
　　我们坐客车到宁波，从宁波坐火车到杭州，换乘开往福建的火车。到福建的建阳下车，再搭客车到建瓯。福建那个时候占了改革开放的先机，坐汽车不用预先买车票，车子都在站台边等客，每辆车上都有售票员热情揽客，这待遇，跟我们那时候的情景判若两个天地，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们此行的任务是送钱，因此，保证现金安全是我们俩的重点。夏天衣着单薄，口袋里只能放些零钱，1万多元现金用纸包了之后，塞在我的一个牛津包中。一路上，那个包是我们重点照看的对象。火车照例挤得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我们两人的眼睛死死的盯住包，生怕让人给偷走了。旅途劳顿，免不了瞌睡，我们怕一不留神让窃贼偷了，事先商量好一个打瞌睡的时候，另一个眼睛必须大睁着盯着。我把包放在脚下，两只退死死在压在上面，这样，一方面不让人注意我这个包很重要，另一方面确保有人动包的时候我有感觉。这样，一路战战兢兢的，终于安全到了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