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4月16日）有片刻余暇，又翻开了《张泰荣日记》，想看看，百年前的今天，他在干什么？
也真是凑巧，成就了这套日记价值之一的创办奉化孤儿院的事业，在1926年4月16日这天正式拉开帷幕。
那天下着雨。张泰荣先生一早就开始奔走各方，一上午“无稍暇”。午饭后继续奔走，直到下午三时，孤儿院筹备会开场。
到位者到者“除议员外尚有孙振麒、沈知事等二十人”。日记详细列明了会议推选出的筹备员名单：“推崧甫先生为主席，筹备员派定庄崧甫、孙表卿、邬志豪、宋汉生、汪子祥、冯长德、王任叔及余八人”。
这八个人中，庄崧甫先生是同盟会会员，一生投身革命与公益，兴新学、办实业，在当时的奉化德高望重，创办孤儿院，是他晚年的事业；孙表卿先生是前清举人，辛亥革命时参与奉化光复，为甬上名贤，一生心系桑梓福祉，倾囊相助公益；邬志豪，是民国时期实业家，有“衣庄大王”之称，曾任上海商界联合会会长；王任叔先生（巴人）后来成为文坛巨匠，也是新中国的外交家。其他几位虽然查不到资料，但在当时，必定也是奉化名流。
日记还记录了那天会议确定院址定在旧校士馆，筹备处暂设于县议会。
孤儿院的规模目标也基本确定：基本金定四万至五万，院生约四十至六十人。
孤儿院是不折不扣的公益事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财政拨款，年基本金四万至五万的任务全部由民间募集完成。日记记述了第一笔筹备费用的募捐情况，慷慨解囊的有：庄崧甫出六十元，孙表卿二十元，汪子祥十元，张泰荣自己也十元，凑成一百元。筹备组除宋汉生负责内部，王任叔负责文化外，其他均负责募捐员工作。可见，募钱是孤儿院能否成功创办并顺利运作的头等大事。
有了目标，有了组织，还需要有人持之以恒长期坚持。日记记载，关于负责年限，庄崧甫老先生“愿坚持到底”。宋汉生也认了五年。会上有人劝张泰荣“终身系之”，他思量再三，说了一句实在话：“余以数十年之事实，决之于一时，深恐诺而失信，仅承认五年。”
以现在的我，来推测百年前张泰荣先生的心理，可以深切体会到对承诺的理解。一个人不敢轻易许终身之诺，却愿意“绞我脑汁，费我心血，尽我能力始终不懈以干之”，这比随口答应更可贵。虽然他当时只承诺了五年，但事实上，他却为此倾注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为孤儿院工作了二十多年。
我浏览过他的全部日记，知道张泰荣家境并不殷实，大多数年份全家入不敷出。要是他把对孤儿院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他为自己挣钱养家，可能一辈子生活不会如此窘迫。
我觉得，张泰荣可能是这个筹备组中间，家境最差，而决心最为坚定的人之一。
在那个时代，做公益，比我们想象的更艰难，这应该是张泰荣以及他的同伴们的崇高之处。
一百年过去了。
今天的奉化，我看到仍然有人在“奔走各方无稍暇”“绞我脑汁，费我心血”地投身公益事业。每当有事，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我对这样的人士表示由衷的敬意。但也要看到这样的人不是太多。大多数人做公益，都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点举手之劳的事，包括我自己。也看到有些人是要以公益为名达成自己的功利目标。在物质条件充裕的当代，比起张泰荣以及他们那一代人，我们的差距是明显的。
所以，百年后看张泰荣日记，仿佛是看一面镜子，我们是可以借他的日记来照一照自己的灵魂的。
▲ 今天（4月16日）还碰巧去了当年孤儿院所在处，现在是区政府大院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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