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日报副刊上看到一篇作者回忆他的老同事的文章。瞄了两眼，还没看完全文，我就知道这写的是谁。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一位姓余的法庭庭长，曾经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邻居，虽然我跟他打交道不多，但印象相当深刻。
　
　　刚工作时，因单位办公室用房紧张，我上班、吃住都在一个几平米的小屋里，说这小屋是寝室也好，办公室也好，反正，睁眼就是上班，闭眼即是下班，倒也乐得消遥。同在这一个院子里，除了我们农技站有六七个人，个个都得这样住着，还有法庭、派出所，他们虽然人也不少，但办公归办公室，宿舍归宿舍，上班下班的界线都清楚，也是令人很生羡慕的。我们大院这些单位合用一个食堂，请了一位老阿姨做饭。在一个锅里搅饭吃，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我们这个院子里单位，大多数人都比较年轻。就平均年龄来说，法庭的年龄结构是最老的，四五个人中，年纪都比较大，都拖家带口的住在院里。法庭的庭长姓余，两个孩子都已中了中学。他的妻子在另一个乡下教书，只有星期天的时候偶尔来一下，因此，大多数的时候，只有他带了儿子，饭自己做，衣服自己洗，偶尔也会上食堂打一两个菜。他的宿舍就安在我们这一幢小楼的二楼，上班下班，必经过我的小间前。外人进来，也搞不清楚我们原来分属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单位。
　
　　余庭长身材还算高大，整天着一件黑色制服，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倒也显出几分威严。不过，在基层的这些单位，做为一个领导的意义，无非是多做点事，也管不了别人太多事情。我经常看着他拎个包独自一人下乡去。庭长不是本地人，讲的话，有时候听着比较费劲。法庭正儿八经开庭的时候也不是太多，有时候开庭，也总是吵吵闹闹的，让我们听了，感觉不成体通，太不庄严了。不像有坏蛋被抓到派出所，有时候哇哇哭叫讨饶，让人听而生威。
　
　　有一次我下乡到万竹，下午想回来的时候，没班车了，只得在当地的旅社借宿。吃了晚饭，没事干，在乡政府看报纸，意外碰到他跟几个不认识的也在，还说晚上要马上出山回家。我问能不能捎我出去，他爽快地答应了。记得那晚坐的是一辆蛮大的面包车，车厢后面还有铁栏杆隔出来的小空间，看上去像是关人的囚车。那天的事情，却好象是要解救一个被拐的外地妇女。事情有没有成功，我没印象了，总归是没好意思打听。只是觉得他们的工作，应该要比我的更难。
　
　　常年在一个院子里，好象成了一家人。有时候吃了晚饭，我在寝室没事闲坐，他也会进来说几句话，但有一个特点：他从不在我房间里坐着聊天，总是说了没几句就转身走了。当年曾经说过啥，现在全没印象了。只有一次记忆最为深刻。那年我们一起分配到这地方工作的，有好几个同龄人，慢慢地，镇上差不多年龄经历的，常聚集在一起玩。那天晚上，同伴们聚集在我寝室里唱歌，一支接一支，越唱越热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门被推开，庭长进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说，你们以为天不会亮了是不？吓得我的同伴们一窝峰全逃走了……在我寝室唱歌的同伴们被吓过两回，一回就是这庭长的骂，还有一回是我们在室内唱，突然室外有一个女声唱起了越剧，我们一下子都吓得噤了声，有胆大的同伴偷偷跑到外间，从窗户望出去，看到明晃晃的月光下，有一个女的，坐在井台上放声高歌。这歌我们是不敢唱了，连话都不敢大声说，想出去更不敢，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听外面没声音了，看着井台上也没有人了，伙伴们才都大着胆子跑了出去。第二天听说，这女的是个精神病患者，是我们的歌声把她给招来了。
　
　　写到这里，好像这庭长威严得不近人情似的，其实不是，他也有像顽童一般的时候。那年夏天，天特别热，有一天傍晚，我们在门口闲聊，说啥时候一块儿到溪坑捉螃蟹去。没想到，晚饭之后，他竟真的来叫我了，我们两个到溪坑里，在浅水中，低头四处寻觅，捉到快天黑，才捉了没几个。我将那天的战利品全给了他。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他突然到我寝室，小碟子里盛了两个烧熟了的螃蟹，说让我尝尝。哈哈，在清汤寡味的单身时代，这螃蟹的味道还真鲜。
　
　　在这院子里过了一年多的时候，1988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团县委的竞选，本是抱着试试玩玩的心态，没想到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闯到了政审阶段。组织部派人专门来了解情况，将这座院子里的所有人都谈了个遍，连食堂老阿姨都没漏下……若干年后，前去谈话的人成了我的同事，据他回忆，他们所谈的每个人，都对我予以高度评价。我想，这当中，肯定少不了这位庭长……
　
　　又过了几个月，我离开了那个大院，进了城。随着我的离开，大院几个单位合办的食堂也散了伙……这之后，再没跟这庭长打个交道。直到数年后，突然听说他患恶疾，英年早逝……直到现在，有一些跟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有过交集的朋友，偶尔聚集在一起，还会说起他，没有褒贬，只有回忆，还有唏嘘——这回，在报纸上读着他的同事写的怀念文章，我很觉欣然：作为一个过世20多年了的普通人，一直有人怀念着，总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