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三个星期时间，跑到第5趟，总算见着了黄埔老人傅道非。

　　根据黄埔同学录上的地址，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博友江幼红、张亚娟一同去找他。在门牌号指示下的弄堂里，竟然住了几十户人家，都是有着或高或矮围墙围起来的别墅。午后的别墅区里静悄悄的，少见人影，要想在这样的地方找个人真不容易。问了偶尔见到的几个人，终于在走到弄堂底的时候，确定了傅道非老人住的房子。在他家院门口叫了半天门，没人出来应答。
　　

　　傅老先生的家让我们找着了。

　　第二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一个人再去找，这回熟门熟路了，找到地方很容易，可是敲了半天门，还是没有人。下午，我又去了两趟，在门口拨了他家的电话，只听到电话铃在响，就是没人接。
　
　　这样下去不行！星期一一上班，我找到了统战部负责联络黄埔同学会的小后生，通过他打了电话到他家里。下午，我请小后生确认了他在家，然后独自一人前去探访。在他家大门前，正探头探脑间，有一老人从院里的一个秋千架下站起来问我找谁？我一看，这老人虽然满头银发，但是面色红润，脸上没见多少皱纹，莫非他就是已年届九旬的傅道非老人？一问，果然是！
　
　　我们坐在那个秋千架下的椅子上聊天。老人头句话就是：我女儿到台湾去了，等她回来，我也去一趟。我问：您去过台湾吗？他说，没去过，要是去了台湾就好了，我的那些同学，在台湾生活得都很好。有个同届的同学，原来担任保安处长的，退伍以后，在台湾开了个富贵楼大酒店，12月1日要请同学吃饭。12月1日是我们毕业纪念日。
　
　　老人就他的黄埔经历写过一篇短文，刊在宁波黄埔同学会编印的《黄埔情缘》一书中。老人生于1920年，1937年在慈溪锦堂师范毕业后，在丽水考入中央军校（黄埔）第十七期第二总队，在成都铜梁本部上学，1940年12月1日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宜昌第75军，分别在第6师、13师，预备第4师服役，在鄂北抗日。历任少、中尉排长、上尉连长。鄂北战役结束时，一起分配到75军的43位同学，已经伤亡25位。他奉命率部往长江北岸沙市采购军粮，返程途中，遭遇日军先遣部队，在战斗中，他的右小腿中弹负伤。伤愈后，经他的表兄、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俞国华介绍，到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第一科任少校人事股长。1944年3月兼任委员长校阅组校阅官，当时的总校阅官是白崇禧。1945年7月，奉命在重庆望龙门招待所待命，准备空投到浙江绍兴地区做伪军的策反工作，因美机运输繁忙未成。随之日本投降。1946年到重庆弹子石济南兵工厂，任警卫大队中校大队长。1946年3月23日，派往上海京郊区铁路管理局警务处警察教练所任教官。7月任交通部警察总局上海办事处上校代秘书长。1948年7月任铁路局京锡警务段三级所长。1949年4月22日，长江失守，奉命率部回沪，任交警十五总队上校大队长。1949年上海解放，他离职开始自谋职业。
　
　　傅老先生说，好多事情他在这篇文章中没写。他提到，后来曾在台湾任国民党副主席、行政院长的俞国华，是他舅舅的儿子，1940年他在黄埔毕业待分配的时候，路过重庆前去看望。时任委员长侍从秘书的俞国华，问他家里人都好吗？接着问他有什么事情。傅老先生说，我刚从军校毕业，只有理论知识，没有实践经验，想在后方锻炼一段时间再上前线。俞国华当时就火了，说你怕死上什么黄埔军校！一身凛然正气令他很害怕。第二天去宜昌报到，他都不敢去跟俞辞行。老人感叹地说，中国要象俞国华这样的人多点就好了。俞1944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经济 ，1946年转赴英国伦敦继续从事研究。1955年回到台湾，当过台湾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银行总裁。给他的150万美元奖金，他一分也不要，全部捐给台北大学做奖学金。谁要送他一点东西，那就倒霉了，他会直接送到监察院去，让监察院来查。
　
　　谈及他在解放后的生活，老人说，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他到上海铁路局警务处报到，上交一把手枪、20发子弹。处长说，现在解放了，工作由解放军华东代表安排。姓王的军代表跟他说，你愿意留下工作也可以，我们有三个人盯着你，如果表现好，可以保留原职原薪，请你相信我们党的政策，以后我们解放西南、华南需要你这样的专业人才。傅老先生跟军代表说，我的胃不大好，要不等养好了身体再来上班。就这样，他脱离部队走了。傅老先生说，幸好他离开了，他有好些同事，在杭州三个月集训中，你揭发我，我揭发你，年纪大的基本被枪毙了。20刚出头的那些年轻的，则担任了劳改队的队长，都被发往新疆、黑龙江等地带犯人。人家劳改还有期限，他们这些当队长的，连个期限也没有。
　
　　解放前，傅老先生的哥哥在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服装部工作，解放后，老板给每人20两金子，遣散了员工。他哥哥用这些遣散费在上海摆了个裁缝摊，老人在他哥哥帮助下，在裁缝摊旁边开了个钢笔摊，生意还不错，每天能有4－5元钱的收入，后来他甚至学会了自己做钢笔。这样一做就是5年。
　
　　1955年10月26日，老人在上海肃反时被抓，获刑7年，在黑龙江服刑。1958年又被加刑3年。刑满释放后，在黑龙江参加工作。老人说他的身体这么好，全靠当年在新疆时锻炼出来的，他们曾经在零下40多度的野外赤膊工作。他的一条腿，1970年12月8日在煤矿挖煤时被撞断，骨头断成42块，在医院住了半年多，腿后来虽然治好了，可是成了晴雨表，刮风下雨前就会疼，不过这些年感觉好多了。傅老先生说，新疆那地方梅花鹿很多，他在腿受伤后，不能干重活，被安排到食堂工作，吃了不少鹿肉，老人认为自己的身体底子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他说我现在精力很旺盛，至少还可活十年。

　　在劳改农场时，他做过不少好事，有一个姓章的犯人，技术不错，文化程度不高。有一次抄标语“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抄的时候，把一个“说”字给漏下了，这下闯大祸了，马上给关了禁闭。老人对队长说，这事要是追究起来，该枪毙先枪毙你，这样的犯人你叫他抄什么标语？队长听了觉得有道理，悄悄地把那张纸撕了。还有一次，有个犯人在外面捉水獭，野外做饭的时候，不慎引起了山火，大兴安岭的山火一着就不得了，要是查到这个犯人头上，肯定也是死罪。老人用同样的方法对队长说，这么危险的反革命分子你也敢放他出去，要枪毙也该先枪毙你。队长于是就把这事按了下来，没去追究他的责任。老人说，那个时候做的这些，都是救人性命啊。

　　1981年，老人61岁了，12月9日他回到了奉化。次年，他在奉化办起民联服装厂，专做中长纺毛西服，生意很好。当时奉化有8家工厂加工他的服装。1991年，老人被平反，以后还当过一届奉化市政协委员。

　　两人育有一子五女，儿子已经去世。5个女儿现在生活得都不错。他现在住在小女儿家。老人说她三女儿的女儿在东门口开了个诊所，针灸技术不错，有事可以去找她诊疗，说完给了我一张他外孙女的名片。
　　

　　老先生现在每天坚持读书看报。
　
　　过了几天，我与博友江幼红又去傅老先生家拜访了一次，给他送了我拍的照片。这次见到了他最小的外孙，还有他女儿从台湾带回来的一块手表。老人这次没说他要去台湾的事，估计年岁大了，家人不同意他去。
　
　　和他最小的外孙合影。
　

　　这是他女儿从台湾给他带来的手表。
　

　　傅老先生亲自作的书画挂在客厅里，他说这是2000年的时候作的。可以看出他的书画功底深厚。
　

　　我又替他照了一张像。老人腰板笔挺，军人风采不减。